在捷報頻傳、凱歌高奏的形勢下，西柏坡迎來了1949年。

3月，中共中央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勝利召開。毛澤東在會上作主題報告，描繪了新中國的宏偉藍圖，確定了新中國的大政方針。

七屆二中全會被提上日程

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決議明確指出：“北平解放后，必須召集第七屆二次全體會議，這個會議的任務是：（1）分析目前形勢和規(guī)定黨的任務；（2）通過準備提交政治協(xié)商會議的共同綱領的草案；（3）通過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份的草案；（4）批準軍事計劃；（5）決定經濟建設方針；（6）決定外交政策；（7）其他事項。”

這實際上是七屆二中全會的預備會。

在1月8日的會議上，毛澤東著重論述了經濟建設方針。他指出：“今后對經濟構成是應有一個通盤的認識。國營經濟是帶社會主義性質，合作經濟也是帶社會主義性質并向社會主義前進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那個東西基本上（是）對的，但要注意兩條戰(zhàn)線斗爭。一方面不要以為新民主主義經濟不是計劃經濟，不是向社會主義發(fā)展，而認為是自由貿易、自由競爭，向資本主義發(fā)展，那是極端錯誤的。……另一方面，必須注意，必須謹慎，不要急于社會主義化。合作化必須發(fā)展，但不可能很快發(fā)展，大概要準備十幾年工夫，要長期地穩(wěn)健地進行。如果希望搞社會主義，太快，會栽跟頭。中共28年，再加兩年，完成全國革命任務，就是鏟地基。但是起房子，這個任務要幾十年工夫。高級干部要懂得，全國打開，事情方開始，那時會感覺比打仗還難。”

毛澤東的這些思索，構成了七屆二中全會的重要內容。

1月31日，毛澤東在西柏坡迎接斯大林派來的代表米高揚。2月1日至3日，他同米高揚正式會談，周恩來、任弼時也參加了會談。圍繞奪取全國勝利和建立新中國的問題，毛澤東系統(tǒng)地談了中國共產黨的意見。

毛澤東在會談中所提出的看法，反映了在過去長時期以來，特別是在中國革命迫近全國勝利的形勢下，他對一系列帶全局性的重大問題的深刻思考，實際勾畫了未來新中國藍圖的基本輪廓。

送走米高揚后，毛澤東繼續(xù)為召開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作準備。當時，北平剛剛解放，根據各方面的條件，決定全會仍在西柏坡村舉行。這段時間，毛澤東非常忙，經常通宵達旦地開會。

2月11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關于召開七屆二中全會的通知。3月，初春的西柏坡，一派生機。從全國各解放區(qū)和戰(zhàn)場上趕來的林伯渠、張聞天、彭德懷、賀龍、陳毅、鄧小平、李先念、王震、習仲勛等黨政軍領導帶著一路的風塵，重逢在這偏僻山村。戰(zhàn)友久別重逢，一雙雙大手緊緊相握。大家沉浸在戰(zhàn)場上取得巨大勝利的喜悅之中，憧憬著即將建立的新中國。

確定新中國的大政方針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34人，候補中央委員19人，列席的重要工作人員有11人，一共64人；因為交通條件等原因缺席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共有20人。

那天，毛澤東特別高興，穿上新棉衣，面帶笑容走進會場。他一進會場，大家就熱烈鼓掌歡迎。毛澤東招手致意，接著鼓起掌來。

毛澤東主持了開幕會議，并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主要內容有：

一、提出了黨的工作重心由鄉(xiāng)村移到城市的問題。毛澤東說，從1927年到現(xiàn)在，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在鄉(xiāng)村，在鄉(xiāng)村聚集力量，用鄉(xiāng)村包圍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這樣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已經完結。從現(xiàn)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xiāng)村并由城市領導鄉(xiāng)村的時期。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須圍繞著生產建設這個中心工作并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毛澤東強調：“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yè)的恢復和發(fā)展。”

毛澤東還說：“二中全會是城市工作會議，是歷史的轉折點。”這是對七屆二中全會的內容和歷史地位的精辟論述。

二、論述新中國的經濟政策。毛澤東首先深刻論述了制定政策的基本依據。他指出：中國的工業(yè)和農業(yè)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就全國范圍來說，在抗日戰(zhàn)爭以前，大約是現(xiàn)代性的工業(yè)占10％左右，農業(yè)和手工業(yè)占90％左右。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國情。毛澤東認為：“這也是中國革命的時期內和在革命勝利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一切問題的基本出發(fā)點。從這一點出發(fā)，產生了我黨一系列的戰(zhàn)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問題。”

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毛澤東概括說：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加上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這就是人民共和國的幾種主要的經濟成分，這些就構成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tài)。由此決定，對內的節(jié)制資本和對外的統(tǒng)制貿易，是新中國在經濟建設中的兩種基本政策；限制和反限制，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斗爭的主要形式。

毛澤東對新中國成立后經濟的發(fā)展充滿信心。他說：中國經濟建設的速度將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當?shù)乜斓模袊呐d盛是可以計日成功的。對于國民經濟復興的悲觀論點，沒有任何的根據。

三、論述了新中國的對外政策。毛澤東指出，新中國的外交政策是，不承認外國政府現(xiàn)在派駐中國的代表為正式的外交人員，不承認國民黨政府與各國建立的舊的外交關系，也不急于取得帝國主義國家對我們的外交承認。中共中央的態(tài)度是堅定的，堅持必須取消帝國主義在華特權，中華民族解放和民族獨立不能動搖。

這就是毛澤東所說“另起爐灶”和“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的外交政策。對此，他有個深入淺出的解釋：“我們這個國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個家庭，它的屋內太臟了，柴草、垃圾、塵土、跳蚤、臭蟲、虱子什么都有，因為被帝國主義的鐵蹄踐踏過。解放后，我們必須認真清理我們的屋子，把那些臟東西通通打掃一番，好好加以整頓。等屋內打掃清潔，干凈，有了秩序，陳設好了，再請客人進來。朋友們走進我們的門，建立友好關系，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對我們探頭探腦，想把腳踏進我們的屋子里的人是有的……至于帝國主義分子，他們是為了攪渾水，我們不歡迎這樣的人來。”

毛澤東還在其他場合多次論述對外關系和新中國的外交政策。后來，新中國處理對外關系時，就是遵循這些原則。

四、論述新中國的政治方針。毛澤東在繪制新中國建設藍圖的同時，就開始考慮和醞釀如何組建新的人民政權。在七屆二中全會上，他響亮地提出：“召集政治協(xié)商會議和成立民主聯(lián)合政府的一切條件，均已成熟?，F(xiàn)在一切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們方面。”“我們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領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協(xié)商會議，成立聯(lián)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們要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lián)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

1949年初，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考慮聯(lián)合政府的組成時，曾設想在政府中，中共與進步分子合為三分之二，中間與右翼占三分之一。在進北平的途中，毛澤東又交待周恩來：對作過貢獻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應該在政府里安排職務。當時中央人民政府的人事安排確定為：副主席6人中，黨外人士3人（宋慶齡、李濟深、張瀾）；委員56人中，黨外人士27人。在政務院所轄34個部、會、院、署、行中，擔任正職的黨外人士有14人。

五、強調鞏固政權的極端重要性。毛澤東深深懂得，奪取政權固然很難，鞏固政權也非常不易。他反復強調：必須學會同我們的敵人作政治斗爭、經濟斗爭、文化斗爭和外交斗爭。既要學會同他們作公開的斗爭，又要學會同他們作隱蔽的斗爭。如果我們不去注意這些問題，不去學會同這些人作這些斗爭，并在斗爭中取得勝利，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失敗。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后，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拼死的斗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如果我們現(xiàn)在不是這樣地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我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

毛澤東還指出：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在人民民主革命勝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須強化。誰要是忽視或輕視了這一點，誰就將要犯絕大的錯誤。

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召開，使西柏坡成為了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重要里程碑。70年過去了，西柏坡猶如一部大書，是中國共產黨在20世紀的巔峰之作，經典之作。